甲申之变，李自成占领北京后，在北京搜刮财宝，挖地三尺，无所不用其极。李自成集团严刑拷打明朝官员，名曰“追赃”，令镇守山海关的吴三桂大失所望，也成为引清兵入关的一个因素。关于李自成搜刮的财富去向却成了中国历史上一个不解之谜，央视还就此做过专题节目。围绕着这些财宝，众说纷纭，其中有一种说法认为是被山西人得到了，并成了晋商兴起的一个重要原因。这种说法对不对呢？
近人徐珂《清稗类钞》说：“相传明季李自成掳巨资，败走山西，及死，山西人得其资以设票号。”
卫聚贤《山西票号史》说：“李自成入北京，将明朝文武诸臣八百余人拷打求金银，及李自成由山海关败归，将所掠及宫中藏的银器等，熔铸成饼，每饼重约千两，共数万饼，用骡车载走。清兵进至定州，……乃沿南山行走，至祁县南二十里孙家河时，或者曾将现银一部分遗弃，现在祁县尚传说元丰玖票号股东孙郅系孙家河人，其先人曾拾有李自成的弃金。”
出版于1907年的日本《中国经济全书》说：票号“开始是山西的康氏。清初顺治年间李闯王造反，不利败走时，所有的金子携带不便，把军中所有的金银财宝，放在康氏的院子里而去。康氏忽拾得八百万两，因此将从来谋一般人便利的山西汇兑业改为本业，特创票号，至是该地的巨商都是康姓。”
上海《申报五十年纪念册》张一鏖《五十年来国事丛谭》云：“莫打鼓来莫打锣，听我唱个因果歌。那李闯逼死崇祯帝，那文武百官一网罗。那闯将同声敲夹烙，霎时间金银堆积满殿阿。冲冠一怒吴三桂，借清兵驱贼出京都。贼兵舍不得金银走，马上累累没奈何（“没奈何”，金银大块名）。一路追兵潮涌至，把金银向山西境上掩埋过。贼兵一去不复返，农夫掘地富翁多。三百年票庄称雄久，不成文法孰磋磨，相传是亭林青主两公笔，这一桩公案确无讹。”
李自成在北京时据《明史》载，确有铸金为饼运至西安之说。但李自成在败离北京，兵退西安途中有无遗金，却无实证。李自成是农历三月十九日入京，四月初七夜令备车数百辆运财宝入秦，二十九日才离京赴陕。“则其搬运，可云优游有余暇，其不致仓皇失措，中途舍弃或埋藏，此属易知”。
明代在长城沿线设立九个边防重镇，史称“九边”，每边有近10万驻军，从而在塞上地区形成了一个军事消费区。戍边大军为山西商人提供了大量的商业机会，明中叶隆庆年间边防巩固，数十年北方蒙古各部一直服从明政府，塞上也就保持着和平互市的局面，明人王士性说：“平阳、泽、潞豪商大贾甲天下，非数十万不称富。”王士性系明万历五年（1577）进士，上面一段文字载于《广志绎》，其自序写于万历二十五年（1597 ）。也就是说，晋商从明中叶已经有了相当资本，可见，说晋商是依靠明末李自成遗金起家，有悖于史实。再者，就算是有人拾得李自成遗金，但也只能是个别人，不会成为许多山西商人兴产的原因。
显然，山西商人是由于明末李自成遗金而兴起的说法，不切实际。
